张应鹏，安徽宣城人，1964 年 12 月生，合肥工业大学土木学士、东南大学建筑学硕士、浙江大学哲学博士，九城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建筑师，东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代表作品有：苏州沧浪新城规划展示馆，杭师大附属湖州鹤和小学，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知识产权局江苏中心，华能苏州燃机热电厂，苏州相城基督教堂以及苏州相城孙武、文征明纪念公园等。作品包含对现代主义建筑“形式追随功能”设计方法的反思，认为功能空间受具体使用功能的约束，而非功能空间更加自由、更加活跃，设计中更多的是以非功能空间为主导，强调非功能空间在空间体验与功能组织中新的地位与价值；也包含对现代主义建筑绝对功能理性的反思，认为功能具有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特征，强调空间应该同时关照具体使用之外的非功能性，包括功能之外的社会批判、经济之外的社会公平、形式之外的社会道德等更广泛的社会学意义。曾多次荣获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大奖、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优秀二等设计奖、中国威海国际建筑大奖赛银奖、江苏省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上海国际青年建筑师作品展一等奖等。先后出版了编著与译著7本，在《建筑学报》、《世界建筑》、《建筑师》、《时代建筑》、《新建筑》、《世界建筑导报》、《室内设计师》、《城市建筑》、《城市、环境、设计》 等业内核心期刊及相关建筑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
随着从业时间与工程经验的积累，我反而明显地感到建筑设计越来越难！建筑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不仅是各种工程技术的综合应用，还同时包含不同的地方文化、民族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建筑学可能是唯一的一门同时横跨理、工、文三个不同学科的全科型学科。大学的本科学制中，好像只有建筑学与医学是 5 年学制。不同的是，医学因为生命的神秘性与复杂性，难度直接显现在学科的入口处，而建筑学却因为表面的日常性与大众化，给人一种容易进入的假象。事实上，功能组织、形式比例、空间节奏或者色彩材质等表面上能看见的，只是建筑学基本层面的客观知识，难的是形式与空间背后的主观态度，这才是建筑师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理解。和所有其它类型的艺术一样，创作来源于生活的阅历与对生命的感悟，并会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与感悟不同而不同。
病人一般都不敢轻易质疑医生的诊断处方或手术方案，但建筑日常性与大众化的假象经常会模糊建筑学的专业性。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业主们培养成专业建筑师，在不对称的知识体系中，我们还需要将专业语言转换成日常语言，这是一种表达能力，也是一种沟通技巧。和文学、绘画等相对个人化的纯粹艺术类型不同，建筑师需要用别人的钱完成自己的作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专业能力的培养，如果想抱着 100 公斤的石头还能跨过一条沟或翻越一座山，那就最好能有能负重 200 公斤日常行走的能力。
导报：您的设计理念与你的学习经历有没有关联？它与传统的设计方法有什么不同？
我硕士阶段才进入建筑学领域。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硕士研究生都还是以研究为主，我读的又是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事实上，我没有系统地接受过建筑学的基础教育。但事情总会有两个不同方向的可能，没有科班的系统训练，同时也没有了既有系统的惯性约束。与其他所有艺术创作一样，建筑设计也有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是沿着已有的道路继续前行，一是能走出自己的路。我不是那种主动“走出”自己路的人，那些都是在既有路径上有了充分积累与谋划后的自我选择与超越。我更像是从开始就走“岔了”，在各种误读与一知半解中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今天回头再看时，只能庆幸这条岔路还能通行，似乎还有点意外的“风景”。
世界并不都是由必然性组成，同时还包含偶然与意外；世界也并不都是理性的，同时还包含各种非理性与不确定性。博士阶段我读的是西方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转向，在全新的知识体系中我慢慢学会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认知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从哲学回到建筑学，在对现代主义建筑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我提出了“非功能空间”与“空间的非功能性”两个不同于传统建筑学的新的空间概念，由此并形成了我今天的设计理念与设计方法。
“非功能空间的意义”讨论的主要是建筑设计的方法。与现代主义建筑“形式追随功能”的设计方法相反，我认为形式也可以（甚至更应该）追随“非功能空间”。因为和功能空间过于具体与理性相比，没有功能钳制与约束的非功能空间具备更多形式上的自由。同时，现代主义建筑强调形式追随功能，似乎功能是一个明确且稳定的存在。而实际上，在时间的流变中功能一样充满变数。空间的非功能性就是对功能确定性的怀疑与否定。设计不能只是在具体功能导向下简单地解决当下问题，而应该在更广泛的思考与策略中面向未来。
有人说设计主要是解决问题，艺术才可以有自我表达并鼓励自主创新。这其实是建筑设计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建筑设计首先是要解决问题，解决建造上的技术问题、使用上的功能问题、工程上的经济问题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空间与形式等。从基本问题出发，我也是不主张盲目的自我表达与自主创新。不是所有的建筑都具备需要创新的前提，城市可以是由少数代表性建筑及其背景共同组成的空间整体；也不是所有的建筑师都具备随时创新的条件，创新永远伴随着风险。我们目前城市建设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方面是层出不穷的标新立异，一方面是远远还没有解决的基本的设计质量与建造质量问题。但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工程技术问题就只能是建筑的基本问题，包括功能与形式。功能只是空间设计的前提或创作依据，形式也只是空间外在的呈现方式。空间的本质是营造生活，是建筑师对生活与社会的理解在空间中的陈述，是建筑师关于城市、自然或历史的态度以空间的形式与使用者的分享。我们应该承认建筑设计一定包含着建筑师的自我表达。与文学、绘画及音乐一样，一个建筑师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他能形成不同于他人的观察世界与表达世界的方法，并能因此解决各个不同场地或不同类型的建筑问题。这其实是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当所有的外界条件都一样时，比如同一个场地中的同一个项目，不同的建筑师都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表达。
建筑学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学问题。长期以来单一的应试模式已经成为我们教育领域、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刻板而僵化的整体状态，教育问题已经成为被严重诟病的社会问题。这肯定不是某一种简单现象偶然造成的，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比如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问题，比如学习与就业通道的单一化问题，比如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价值观念问题等等。但同时，这种社会背景短期内也不可能会有明显改善与转变，考试依然还是唯一相对公平的路径。每个人都清楚应试教育的弊端，也清楚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建筑师当然更没有能力在社会学层面解决如此复杂的社会问题，但我们可以在局部范围内通过空间尽力改善孩子们的学习环境。所以，在我的教育建筑设计中，努力方向不是如何迎合或满足当下的教学方式，而是相反，是在与应试教育的博弈中，通过空间营造素质教育的各种可能。比如在杭州师范大学附属湖州鹤和小学的功能组织中，和应试教育最关联的普通教室被提高到三、四层位置，底层空间反而是没有具体功能指向的“非功能空间”。这是一种空间策略，更是一种空间态度。鼓励自由交往，鼓励自主学习，以空间优先的方式主张素质教育优先。
从社会学层面回到功能技术层面，今天的教学方式也已发生重大改变。连通世界的互联网与快速方便的电子交互平台已彻底改变了我们传统的交往方式与知识传播方式，传统范式中具体使用功能对具体物理空间的依赖已越来越弱。“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教授最近的新书《未来学校》（中信出版社，2019 年）就是在这种快速变化的趋势中讨论并试图重新定义新的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不同了，教学空间当然会随之变化。现在，每天都有大量的学校在不断设计与建造中，我们建筑师也需要从空间角度思考什么才是我们的“未来学校”。
导报：苏州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经济发达的现代都市，您在苏州生活工作多年，建筑设计中您是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关系的？
我还是以现代技术与现代生活为思考依据去面对传统文化的，这应该是大多数专业人员的共同认知。建筑材料不一样了，建造技术也不一样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及城市尺度也都不一样了。比如在苏州生命健康小镇会客厅的设计中，总体空间布局延续的还是传统江南建筑典型的街巷空间与院落空间。但新的空间尺度是相应放大了的，宽大连续的自由空间不仅更易适应现代商业及文化展陈等新的功能需求，而且也更易与周围同样放大了的新的城市空间与现代城市交通尺度相一致（尺度是一个相对的空间关系）。结构也是比传统榫卯结构更加先进的胶合木与钢组合的钢木结构体系。屋面延续了传统的黑色，但也不再是简单搁置的传统小青瓦，而是在防水与固定上更加科学的平板水泥瓦。立面也一样，更加耐久的金属幕墙与密封性能及保温性能更好的铝合金门窗代替了传统的纸筋灰粉刷外墙和容易受潮变形的原木花格窗。传统不只是简单的外在表象，还有更深层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的逻辑还以精致与细腻、轻巧与朴素传统的文化精神融合并传承在新的技术与材料之中。文化不只是静态的历史标本，而是在技术支撑下可生长的生命。
“桥屋”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回应传统。苏州是典型的江南水城，“桥”曾经是苏州城市重要的空间组成。桥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交通方式的变化，汽车的发明及大规模使用后，原本以水上交通为主的交通方式转移到了陆地，平桥成了桥梁主要的形式。“桥屋”是桥与屋的组合，一方面在功能上通过日常使用的植入，以可以停留的行为（而不只是快速通过功能）强化空间的场所感与存在感，另一方面又通过屋的嫁接，让桥在空间高度上重新回到城市空间的日常视野之中。过去的桥大多是石拱桥，这不仅是因为需要保留下方的高度以保证水中船只的穿行，而且拱形也是石材受压特点在结构与形式上的完美结合。“桥屋”的材料是钢，结构形式是桁架，同样也是结构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导报：近年有一股建筑师“上山下乡”的热潮，关于乡建，您有什么看法与建议？
这种现象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一种是浙江德清等地的民宿建设，这种类型更像是新时代的知识（文艺）青年“上山下乡”，一种城市新青年的乡村情怀。这类建筑的地点大都选择在风景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中。像德清这种地方相对比较集中，是它与周围城市的距离也比较适中。这类“乡建”虽然地点还在乡村，房屋本体也是原居民真正的民宅或某些遗留下来的其他建筑，但它本质上还是城市商业行为，经营者是城里人，客住者也是城里人，只是换了一个地点（乡村）的城市商业行为。另一种是一些地方政府近年积极推行的“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关注的不只是传统的农耕情怀，同时还有和城市化发展相互依存的乡村环境整治与农业产业复兴。
无论是个人情怀化的城市商业行为，还是以农业复兴为目标的宏观经济策略，对建筑师而言，共同的问题还是空间问题。乡村不同于城市，乡村建设的主要特点是要改善原本居住条件与生活（卫生）设施的不足，但同时还要保护乡村原有的空间尺度与自然肌理。冯梦龙村冯梦龙书院的设计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平衡。建筑高两层，二楼有六个部分局部升起，完成后的建筑在空间与尺度上完全融入到冯梦龙村原本的空间肌理之中。一层是一个完整的连续空间，这样不仅保证了功能的完整性与连续性，建筑也有比较完整与连续的气候界面。苏州是典型的冬暖夏凉型气候，传统的院落空间已不太适合现代空间的技术需求。升起的六个部分中，西北角的隐藏着空调外机，中间部分下方是半开放的天井，其他四个都是一、二层通高的空间。两层的层高都不高，因为周围原有建筑的高度都不高，但有这些不断穿插期间的通高空间，加上大部分屋脊都有采光天窗，连续的整体空间中不仅没有高度上的压抑感，还同时实现了光线的通透性及空间在移动中节奏的变化。
导报：“华能苏州燃机热电厂”是 2009-2019 中国建筑学会 100 项建筑创作大奖中唯一的一项生产型工业建筑，请您谈谈对工业类建筑设计的体会与方法。
既有工业建筑改造的项目很多，且已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与经验，包含着对传统记忆的怀旧，也指向新的城市功能的再生。相比之下，新建工业建筑的讨论还比较少。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客观上的功能制约，工业建筑的生产工艺更为具体，与普通的民用建筑相比，建筑在空间与形式上的余地比较小；二是主观上的社会认知，传统的观念中，工业建筑以生产为目的，形式并不重要；同时还有不同行业间的技术壁垒与管理壁垒，工业建筑，尤其是一些有特殊工艺要求的工业建筑都是有专门的工业设计公司设计完成，工业设计公司内一直都是工艺设计专业优先，建筑专业只是负责配合的辅助专业，建筑创作的能力与动力都有一定的局限。华能苏州燃机热电厂是我们和江苏省电力设计院一起合作完成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参与这种纯粹生产型工业建筑的设计。不懂基本的发电原理和工艺流程，作为一名普通的民用建筑设计师，我只能避重就轻，在不改变原设计的工艺流程与总图布置的前提下（不懂索性就不碰），在原有的空间中植入了一条功能空间之外的没有生产功能的非功能空间，“非功能空间”本就是我最熟悉的设计方法。这条植入的空间不仅在整体上将相互独立的各个物理空间连在了一起，并在与原有各个空间的相互交织中，将传统的生产设备与生产方式转化成为形式与文化上的双重表达。
工业文化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建工业建筑的关注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比对既有工业建筑的改造与利用更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导报：纪念建筑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建筑类型，能谈谈您关于纪念性建筑的理解与创作经验吗？
在传统的美学观念中，纪念性建筑大多比较严肃，一般有这样一些空间特征，如封闭的界面、高大的尺度、明确的中心、逻辑的流线等等，并以此区别于与普通的世俗建筑。和传统的绝对美学（黑格尔美学）不同，我在纪念性建筑中所强调的日常性与随机性更倾向于《反美学》（潘知常，学林出版社，1996 年）与《否定主义美学》（吴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孙武、文征明纪念公园就明显地倾向于这样一些相反的空间特征。首先，界面是开放的。只有少部分管理用房或展览空间是封闭的，大部分都是开放的公共绿地或广场，开放的连廊同时也是开放的展廊，是空间围合的界面，也是空间连接的路径。其次，尺度是亲切的。建筑只有一层，南侧有平缓的坡地与地面直接相连，屋顶上还有绿化和步行路径，从公园的南侧向北看，建筑整体消失在景观之中。第三，没有绝对的几何中心，或者说是多个中心的并置与拼贴。孙武墓穴有相对明确的空间围合，文征明墓穴隐藏在北侧刻意保留小树林之中。南侧的祭祀广场在每年 5 月 12 日全球孙武纪念大典时是重要的祭祀场所，所有的其它时间里，它和北侧的绿化广场一样，是市民们日常活动的休闲场所。第四是多重流线的叠加与交织。孙武墓区由南向北有相对明确的祭祀流线，文征明墓区在设计中就没有定义专门的祭祀流线，到达文征明墓穴，更像是穿过多组不同的连廊与院落后不经意地偶然相逢。公园有好几处不同的入口，方便日常生活中的漫游与休闲，没有方向的流线留给的是轻松的自我选择。纪念空间与生活空间相并置，祭祀流线与漫游流线相交织，不是传统的高大与理性，而是转向了更加亲切的随机性，孙武、文征明纪念公园的纪念性是在日常中走向永恒的。否定是从另外一个方向的肯定！
作为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形式与功能从一开始就是建筑学的两个最基本问题。古典主义时期，受材料技术与建造技术的制约，功能更多的是被动地迁就于简单的空间形式。工业革命后，在不断发展的技术支持下，形式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形式追随功能”才在设计上成为可能。未来，形式与功能我认为依然还会是建筑的两个最基本问题，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将会因为各自新的变化而不同。一方面，是建筑材料与建造技术继续的不断发展，空间在形式上能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是在技术发展的不断推动下，功能会趋向越来越简单，对空间的依赖越来越灵活，包括从具体的物理空间转移到虚拟的网络空间。从彼此依存到相对独立，空间将不再是以功能为前提，而是以生活为目标，形式将独立于功能而自我游戏。
其次是技术继续发展后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数字时代已经到来，购物已不需要必然在商场空间里完成，星巴克里的座位经常同时是年轻人临时工作的工位，移动办公、家庭办公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方便。受疫情影响，很多学校的课程今年都是在网络平台上完成（包括我自己）。虽然这是被动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但已同时开启了不同于传统教学方式的新的可能。行为方式改变了，空间方式一定会改变。建筑就是人类生活方式在空间上的呈现。
最直接的还有我们的设计工具与设计方法。我们引以为豪的建筑创作有多少属于不可替代的创作成分？AI 的继续发展对我们当前的工作方式会产生多大影响？阿尔法狗已让所有的人刮目相看，一个普通的程序就能非常简单地写出以假乱真的唐诗宋词。一次会议上，一个建筑师演示了一款平面布置软件，在一个既定平面空间内，只要简单地输入一些必要的参数，计算机瞬间就为你排出各种不同的平面布置方案。
当然，以上也只能算我能感知到的一点朴素认知。建筑学未来将如何发展是一个太大的话题，很难全面回答，试想一下，即使能回到记忆中我们那有限的过去，今天的很多现实也不是当年的我们能够通过努力预见到的，况且还是在这么一个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
无论在空间形式还是在材料建构上，张应鹏的设计给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一种简洁的现代主义风格。但当人们真正进入到张应鹏所设计的作品中时，却始终能体验到空间的多义性以及设计思考的矛盾张力。这种多义性和矛盾张力，一方面得益于长期深耕苏州一域的沉淀积蕴，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张应鹏将自己强烈的主体意识向这个城市充满力度的投射。在对人生、死亡、教育、社会等诸多形而上问题思考的基础上，将哲理式的设问贯穿于建筑设计的思考，并聚焦于对现代主义功能空间的反思，最终体现在对“非功能空间”这一概念的熟虑以及在每一个具体设计项目中的差异性的运用。
虽然“空间的非功能性在本质上还是关于空间的功能性问题，只是转向了对功能的追问与反思”（注 1：《建筑师》第 165 期，“空间的非功能性”，张应鹏），但对“非功能空间”的思考显然不仅仅是局限于空间功能上，不仅仅是对空间使用的补充和增强，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反思。这种系统性反思指的是具有批判性质的思考，它不断对现代主义预设的功能框架，以及作为这一框架之基础的形而上前提进行重新审视，从而在每一个具体的设计中获得新的切入点以及思考的框架。
这种对“非功能空间”的系统性反思，自然得益于早年的哲学训练，它不仅逐渐成为张应鹏思考的一种定式或习惯，也逐渐凝聚成了他在设计实践中的一种方法，具体体现在对空间使用的再诠释、以空间冗余作为设计主导以及对城市社会空间的介入。
“孙武、文征明纪念公园”包含了孙武和文征明的两个墓园。撇开文物保护以及武圣或书画家等历史和文化的考量，设计的核心其实是对死亡 ( death) 的思考，具体反映在对具有死亡 ( death) 意味的空间如何理解与使用的问题。
在常人的意识中，死亡 ( death) 意味着生命的终止，是生存的反面，体现出一种消极的意义。从哲学层面上说，死亡 ( death) 是生命系统所有维持其存在属性的丧失，且不可逆转的永久性终止。因此，人们害怕死亡，恐惧生命的结束，绝大多数人都会抑制这种死亡 ( death) 意识，避而远之并让它变得模糊。换而言之，我们始终生活在对死亡 ( death) 的拒斥中。但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看来，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即将到来的死亡 ( death)，也就不能完全地兑现生命。如果让死亡 ( death) 进入人的生命，接受它，直面它，就可以摆脱死亡的恐惧和生活的琐碎——生命个体才会自由地成为自己。
在海德格尔意义上，人的一生是向死而生的过程，因此，死亡 ( death) 就多出了一个层次，即死 ( dying)。（注 2：布朗肖认为 : “不受权力主宰之处［……］死( dying) 就是生，死 ( dying) 就是生命的消极性，是生命出离自身”。这里消极性并非是积极的反面，而是一种更加本源与深层的存在方式，是进入“外边”，与他人，与万物相遇而不将之纳入自我之狱的唯一方式。Blanchot，Maurice．The Writing of the Disaster． Trans． Ann Smok． Lincoln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6，P21）显然，死 ( dying)就比死亡 ( death) 更大或更具积极的意义，因为死亡 ( death) 是一种名词性的确定状态，是作为主体的人之消解，而死 ( dying) 却是一个正在发生和不确定性的过程，死 ( dying) 也就是生的真谛之所在。于是，一个关于死亡 ( death）的问题，经过哲理性的反思，转换为向死 ( dying) 而生的问题，死亡 ( death）这种极端消极的因素就转变为主体的生之潜能。据此，关于墓园内向性封闭的死亡空间的设计，也就可能转换成外向性开放的现实世界之生命活动空间的设计。
在具体的规划设计中，将整个纪念公园划分为墓园、游园和广场三个部分。针对墓园空间，设计完整保留了文征明墓周边高大环绕的树林，用规整的长方形空间围合孙武墓，在茂密树林掩映中的文征明墓的自然性与素混凝土墙体围合的孙武墓的几何性的对比中，不仅呈现出闲散文人的恬淡自在以及手握兵家重权的威严肃杀，也进一步凸显出历史文物价值的原真性（文征明墓）与后世传说的拟真性（孙武墓）的巨大反差。
孙武祭祀广场则是一处完全向社会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特定时日的祭祀活动与日常的广场舞在同一个空间中发生，其实已经将象征死亡 ( death) 的孙武墓转换成了一个城市的文化记忆符号。这种转换不仅消解了死亡 ( death)的消极意义，而且促生了市民更日常的行为活动。
相对于完全开放的祭祀广场，设计中将对死亡 ( death)的纪念性收储到两个相对封闭的墓园空间；孙武墓则利用人工堆成的大草坡，使整个墓园在水平视线上隐而不见。在两个墓园空间之外，通过素混凝土回廊在场地最边缘的空间限定，将游园空间放大到极限。游园空间绿油的草地与孙武墓中白色的砾石形成生与死的鲜明对比；大面积的草地上仅种植的两三颗树，使得空间更显敞阔寂寥而无所用，也正是这种看上去没有任何功用的空间，潜藏着更丰富的行为活动的可能发生。
在对死亡 ( death) 概念的反思中，引入了对死 ( dying)的过程性也即生的日常性的思考；在对死亡 ( death) 空间使用的思考中，体现了对生的日常使用的再诠释。在祭祀、怀古、游园以及城市广场上发生的各种活动，交织汇聚成一幕幕生动的城市生活剧目，通过从封闭的墓园、到半围合的游园以及完全开放城市广场，不仅让人体验了生与死的全生命周期，也隐喻着主体只有立足于死亡 ( death)，才能向外在的世界投射出生命的全部力量和无限的可能性。据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将死亡 ( death) 的祭奠性与现世的日常性的并置中，“非功能空间”在该设计中被推向了极致。
在教育中，随着现代思想范式不断发生转换，人们越来越强调情感体验、人际交往以及生命意义，在求知中崇尚直觉、生命冲动和自我实现等价值。但纵观 20 世纪乃至当今，教育的主要思想基础仍然未脱离以知识学习为主导的认识论的范式。（注 3：教育始终随着认识的范式不断的变化。首先是古典时代的本体论。基于对世界现象背后永恒本质的追问，在面对绝对理念、真理或上帝时须以虔诚的身体状态去求知，甚至不惜压制、抛弃身体，达至心灵和智慧的提升。其次是近代的认识论。这一思想范式认为世界是客观的，是可通过人的理性力量认识和改造的，知识的目的性被凸显出来。当教育的工具性成为社会共识时，学校则将求知活动推向了极致，学校的生活即被人为地划分为学校——社会的二元空间 , 一切课程设置也都是基于服务社会。）为了更有效地实施知识传授和学习，现代学校对校园生活的三大要素 : 活动、时间和空间实施了全面的控制。一方面，严格的作息制度将身体纳入集体秩序管理的节律；另一方面，所谓的知识学习无非是以应试为导向的繁重、枯燥、重复的习题训练。与知识传授占具统领性相对应，教学空间即成为空间的主角。在规划设计中，不仅通过轴线强烈的空间等级来凸显教学空间的主导地位，而且通过刻板单调的功能单元来不断强化这种规训，致使学校其他功能空间皆处于从属位置，“学校变成了学习的机器”。（注 4：米歇尔 • 福柯著，刘北成译，《规训与惩罚》，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99，北京，P186.）
本着对现行教育体制和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在“杭州师范大学附属湖州鹤和小学”的规划设计中，张应鹏一反常规的校园空间模式，以“非功能空间”作为设计的起始点，以冗余的室外空间和屋顶平台作为空间组织的主导，完全颠覆了以功能为导向的建筑设计范式。
“鹤和小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外观平实方整，空间四面围合。但一进入校园空间即可发现，虽然只是一座四层的建筑，但在空间组合、材料运用及色彩的搭配上都颇具匠心而富于变化。
在竖向的空间设计上，“鹤和小学”的空间是从三、四层明确的围合、到二层的半围合、再到底层的彻底开放，与此相对应的是从明确的教学功能向“非功能空间”的衔接与过渡。
在空间组构上，广场空间与庭院空间、室内空间与屋顶空间彼此交织穿插，不仅构成了灵活多变、彼此共存的空间系统，同时还触生了室内与室外活动、地面与屋顶活动、上部与下部活动、规定教学与自发游戏等多种形式活动相互交织、彼此触发的行为关联系统。
在色彩与肌理质感上，灰与白、粗粝与光滑形成鲜明对比；竹模形塑的素混凝土表皮，除了具有视觉上的冲击，还能体验到空间的一种重力感；多处或平缓或陡峭的斜坡的设置，不仅丰富了地面高差变化，也使得学生在不断的冲刺和攀援中，在肌肉和关节得到持续配置和反复拉伸中，身体可以得到充足的锻炼。
从交通组织来看，各种垂直、水平以及斜向的路径，让各空间之间的联接呈现出网络式的复杂状态。同时将原本处于从属地位的“交通”空间有意拓宽、放大，并与屋顶平台和地面庭院串联为一个整体。课余时，学生可从各个方向上向这些冗余空间、屋顶平台、庭院、地面广场等空间溢出。
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非功能空间”与教学空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仅可以促使教学空间与“非功能空间”在校园空间上进行整体性配置，而且还可将“非功能空间”作为设计的出发点优先考虑，进而彻底打破了传统教育空间的等级秩序。
“非功能空间”这种模糊、冗余的设置，不仅让空间在使用上有了更多的可能，而且也创造出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偶然的遭遇，激发不经意的交流，从而必然会影响和改变教师与学生的等级关系，使得教育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知识传授，而是师生之间平等的交流。据此，“鹤和小学”也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学习机器”，而是一个围而不合的、能够塑造多样性活动和事件的空间生发装置。
城市基础设施 (urban infrastructure) 是城市生存和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工程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总称，文教应属社会性基础设施，桥梁和电力能源即是工程性基础设施。
如果说“桥屋”的设计是一个把具有交通功能的桥梁与鲜花店、咖啡店等日常功能进行整合，其设计指向是创造与城市景观融合的人性化基础设施，那么“苏州华能燃机热电厂”的设计则是将城市基础设施当作一个更大的技术物系统，进而去思考如何运用建筑学去推动公共空间资源重组、优化以及协调多方利益的尝试。
作为一种支撑城市生存和发展的技术物系统，由于其发生条件已从实体之“物”转变成了一种关联环境，绝大部分的城市基础设施都是隐身其后默默地运转。例如电力能源系统，当人进入室内，随手打开开关，电灯亮了，空调开始工作了。在人们享用电力带来的便捷之时，很少会去思考电力能源是如何工作的，乃至这一技术物系统对于城市的意义。因此，如何让市民接近和理解城市基础设施这种特殊的技术物系统，即是设计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
其次，像电力能源这种技术物系统的特征不仅在于技术个体会不断进化，而且还具有自我循环的特征。它不仅具有不同于自然世界的独特的逻辑体系，而且还具有一个与自然物截然不同的形式外观。如何将建筑设计与技术物系统自身的内在因果关系结构，即其自洽性相结合，在保证工业生产的同时，将生产工艺流程向城市社会开放，不仅在文化上向外传播工业和企业文化，同时向市民展示独特的机器形式美学，即是该设计面临的最大挑战。
另外，由于城区空间的快速拓展，致使原本处于城郊的发电厂已经完全变成城中区，市民日益增长的环保意识以及对发电厂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恐惧，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何让市民理解新的生产工艺已经完全解决了环境污染的问题，从而缓解这种压力，也是建筑学介入城市社会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据此，整个设计的空间逻辑是根据热电生产的既定工艺流程，在要素、个体以及整体三个层次展开的。通过置入一条可对外开放的、游离于生产空间之外的清水混凝土参观廊道，在不断穿插、切分、渗透和转换中，在专门设计的景窗和视觉通廊中，设备管廊、变压器、储料罐或成为对景、或成为借景。原本离散、消极的户外空间经过巧妙地连接与围合，景物的穿凿和高低错落，形成了尺度与情趣各异的庭院空间。据此，热电厂一系列单个的要素以及燃烧和发电机组厂房等一系列个体被联结整合，成为热力发电的空间整体，进而在参观路线完结后，观察者能够从零星片断的感受中形成关于电力能源生产的整体知识认知。
相对于热力发电的生产功能，这条新置入的空间走廊显然是毫无生产用途的“非功能空间”，但正是这一“非功能空间”的介入，在生动地契合了这一技术物系统的自洽性的同时，以空间的方式，不仅给城市增添了一处全新的可游可观的工业景观，也为城市创造出了生产之外的文化与社会价值。
实际上，现代主义就是建构在整全的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这一技术物体系之上的。其自洽性，使得在面对现代城市空间的设计转换时，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的主体性的问题，人对技术物系统的这种日用而不自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技术物系统自身越来越复杂而致使人与技术物系统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以为自己只是在使用技术产品，然而后者恰恰在改变和重新定义着人。因此，整个建筑设计的流线组织不仅希望能够让市民了解城市基础设施，还希望人们在参观热电生产的过程中，能够不断思考人、自然与工业文明的关系，当然还能启发关于建筑学科边界的反思。
众所周知，现代主义以降，由于强调学科的自律性，使得建筑学在当今城市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被边缘化。而建筑设计对城市基础设施的介入，无疑是建筑学重新回归城市社会发展进程的契机，这种空间介入的社会效益会不断增大和溢出，建筑学自身的价值也会成倍地增长。
对于张应鹏来说，建筑不仅是一种思考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就不难看出其设计理念凸显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职业态度，更是一份社会责任！”（注 5：《时代建筑》，2018/1，“走 向 日 常 的 纪 念——苏州相城区孙武 、文征明纪念公 园”，王凡）。正是带着这样一种态度和责任，张应鹏在不断的追问：对于我们的城市和社会，建筑的本质是什么？建筑学还有什么可能性？也正是秉持着这样的一种追问，建筑师才能够真正对一座城市发挥其作用和影响力，建筑学知识系统才不会沦为资本和权力的帮凶。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湖州鹤和小学位于湖州市太湖旅游度假区震泽路西侧。建制为 8 规 48 班，总建筑面积 3.17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 2.9 万平方米，地下 0.27 万平方米。
从建筑的外部形态看，鹤和小学的空间是从三、四层明确的围合，到二层的半围合，再到一层的围而不合。从空间的内部结构看，这种空间的组合在立体上建构了一个同时具有广场尺度与庭院尺度、地面活动与屋顶活动、室内与室外、上部与下部相互交织且彼此并存的空间关联。从设计策略上看，正是三、层相对集中的空间使用效率为一、二层大量开放的“非功能空间”在建筑面积上提供了可能的余地。从功能分布上看，三、四楼是明确的教室空间以满足基本的日常教学，到了二层，户外公共活动活动平台明显增加，并以台阶与坡道的方式与一楼的院落和东侧的运动场广泛连接。而一楼，少量围合的文体类空间也是明显地倾向于素质教育，并“与室外空间直接连接”，“鼓励偶然交流”并强调“空间的适应性与可塑性”。从材料与色彩上看，竹模混凝土及竹制品的应用让建筑有了明显在地性的文化属性，而明显是与非功能空间相结合的色彩应用，则是在视觉上进一步完善与补充了空间功能的定义并表述为明确的行为引导。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湖州鹤和小学虽然只是一个四层的多层建筑，但空间组合、材料选择及色彩表达等各方面的变化丰富而巧妙，在有限的面积控制中，在充分满足日常教学功能与现行技术规范的前提下创造了空间与场所的多样性， “鼓励偶然交流”并强调“空间的适应性与可塑性”，通过强调游戏空间与教学空间相交织，为孩子们创造一个相对活泼的、健康快乐的成长空间。
华能苏州燃机热电厂是华能集团在苏州投放的第一座燃气热电厂，位于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横山南侧苏福路高架旁，占地约 6 万平方米。整体设计由江苏省电力设计院和我们九城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共同协作完成，其中江苏省电力设计院负责总图设计、生产工艺流程设计以及生产区具有生产工艺要求的生产厂房与设备设施的设计，我们负责厂前区（行政办公）、生产区内非生产工艺要求的建构筑物以及所有生产厂房与生产设施的建筑形式与立面风格的设计与配合。
这次合作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完成原有的生产工艺的前提下探索作为发电厂类工业建筑在文化、空间与形式上的新的可能。
首先，在文化观念上不是回避或隐藏工业生产的流程或设备设施，而是经过合理的流线组织与布局，将日常生产与科普教育相结合，将企业文化与社会传播相结合，让生产流程与设备设施转变为工业文化与机器美学的艺术呈现，在保障安全管理与生产的同时对公众开放。
其次，在空间逻辑上，结合设备管廊和各功能空间的生产工艺与流程，设计植入了一条可对外开放的参观走廊，这条半开放式的清水混凝土走廊游离于原本的生产厂房之外（不影响原本的日常生产），又编织于既定的工艺流程与生产设备之中。在不断穿插、切分、渗透和转换中，重新组织或定义了传统发电厂新的空间逻辑。原本孤立、单调的生产厂房在空间的转呈与开合中，或连接过渡、或意外呈现；原本片段、冷漠的工艺设备（如变压器、储料罐等）在专门设计的景窗和视觉通廊中或成为对景、或成为借景；原本离散、消极的户外空间经过巧妙地连接与围合形成了大小与情趣各异的院落与庭院。这是一条与传统生产工艺完全无关的“非功能空间”，却以空间的方式创造并呈现了生产之外的文化与社会价值。
第三，在建筑形式与材料应用上，“厂前区”建筑（一般指工厂中的行政办公区域，一般都位于生产区域的前端，习惯性被称为“厂前区”）主要功能是行政办公与生产服务，没有生产工艺的约束，建筑形式和技术要求基本与通常的民用建筑一样。建筑立面以“U”型玻璃为主，形式上以结构悬挑与底层架空，结合入口处的水面倒影与中间的院落围合，形成良好的入口空间形象。其他生产性厂房，立面材料以白色铝板为主，立面的分割与组合方式与厂前区办公楼的 U 型玻璃基本一致，开有竖向窄条窗以满足局部工艺上的采光要求。不同材料同样分割的立面设计逻辑，厂前区、生产区清水混凝土材料的共同应用，加上参观走廊在空间上的积极介入，整体设计既保证了整个厂区建筑风格的统一性，也呈现了工业建筑别样的时尚性与公共性。
华能苏州燃机热电厂不仅在内在的工业文化上，同时也在外在的建筑形式上探索并实践了一种工业建筑的新的可能。
这是个典型的城市景观类建筑，位于苏州相城区徐图港景观带中，正对相城人民医院南侧入口。
徐图港是相城区华元路南侧与华元路并行的宽约 60 米左右的东西向重要的城市公共景观带。苏州多水，因此也必然多桥，桥是苏州城市重要的功能组成与典型的空间特征。“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正是对这种典型城市空间特征最形象的描述。但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汽车的诞生，陆路上的汽车交通已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水上船行交通，并早已成为今天城市的主要交通方式，昔日凌空飞架于水面之上造型各异的桥梁被普通的市政平桥所代替。和独立于河道之上并呈现与城市空间之中的传统拱桥相比，现代平桥作为道路在水平方向上的延伸直接融入到作为背景的城市道路系统之中，也同时在形式上消失于城市空间特色之外。
“桥 • 屋”的设计是通过将建筑功能与市政功能相结合，让桥在执行基本通行功能的同时还包含有其他城市功能，从而让“桥”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回归为水乡城市的空间主体。
“桥 • 屋”是桥，负责在空间上将两岸的行为连在一起，“桥 • 屋”同时还是屋，和过去单一负责通行功能的桥不一样，或者说有点像廊桥。这是一个以“桥”为前提的屋，或者说是以“屋”为前提的桥。两者的结合也是两者之间的相互需要。首先是功能上的需要，因为它就在医院门前，这个位置对某些特定的功能（如鲜花店、咖啡店、或者某些前提类似的空间）有必要性地召唤；其次是结构上的需要，河面宽度约三十多米，两层高的桁架同空间时提供了两层高的建筑空间。最后是结构的合理性同时完成建筑在空间上的形式表达。
“屋”是需要界面围合以便于管理的商业空间，而“桥”是全时段开放的公共空间，设计并没有简单地将两者清晰地区分开来，而是有意将两种空间相互并置并彼此穿插，完成穿越的体验与商业行为相互支撑。东侧的直跑楼梯还可以上去二层再上部的屋顶平台，进一步登高望远。
钢结构的桁架让两层的建筑依然轻盈，轻轻地搁在徐图港两岸之间，透光而不透明的“U”型玻璃在保持了建筑的轻盈性同时又保证了建筑体型的完整性，完整的体型在水面上形成完整的倒影，倒影同样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于安安静静中完成水乡城市空间的完整构成。
苏州相城区孙武、文征明纪念公园位于阳澄湖西路与文灵路交叉口的西南处、万家邻里的正南侧，占地约 8.5 公顷左右。
建成后的孙武墓区临近地块东侧的文灵路，占据着地块空间的主导地位，南北纵向空间的加长与明确对称的轴线设计，明确地强调着空间的纪念性。围绕墓室，是高 4.2 米，宽 23 米，长 90 米的矩形纪念空间，墓室位于空间的偏北端，北部尽端为清水混凝墙，地面为青灰色碎石，没有绿化，空间完整、中轴对称，气氛肃穆而安详。南侧空间的纵深感近 80 米，尽端约四分之一处为静态水面，“世界兵圣”四个大字倒映其中，与北侧墓室遥相对应。轴线 米的祭祀广场，可满足于每年 5 月 13号（孙武向吴王献兵书的时间，孙武的生卒年月不详）全球孙武后裔聚集苏州相城，为孙武所举行的大型祭祀盛典。广场的北侧是堆高 4.2 米的绿化坡地，将孙武墓区分为一动一静、一开一合两个不同的纪念区域，7 米高的孙武雕像面南把书、捋须而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文征明墓室位于基地的北侧偏西处，隐于林木之中，又置身闹市之外。文征明墓室处的林木现状保存完好，自然而野趣，设计尊重并保护了这种难得的静谧。首先，于东侧，以文征明墓室为圆心，在树林的外侧设计了一处半径约 45 米的半圆形混凝土座凳，凳高 450mm，几乎贴着地面的草坪，不强调垂直高度，却又明确地暗示着其西侧树林中绝对中心的存在；墓室的西侧，树林之外是一处不大的水池，俗称砚池，传说中是文征明洗笔之处；水池东侧临岸有一石筑牌坊与其东侧林中的墓室相对，并由此而确定了一条向西略偏南的轴线；轴线西端新增的清水混凝土亭和林中的墓穴隔着中间的牌坊相向而对，并将隐藏在林木中轴线向西继续加强；水池南北两处的亭廊进一步增加了水池空间的围合感，又是从属于整体文征明墓区的一部分。建造完成后的文征明墓区依然是隐蔽而安静的，但设计强化的纪念性肯定而明确。
与两处墓室明确的纪念性空间相并置的是两处鲜活的日常公共空间。西南侧的公共空间设计以林木、水池、缓坡地形为主，不同于传统私家园林中的假山假水，这里是城市的公共空间，是模拟自然的现代景观园林手法。开挖水池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设计策略，获得了相对开放的景观水面，同时又解决了北侧造坡与林中地形改造土方的需要。
北侧文征明墓室周围原本为两侧居民临时“开发”的菜地，不规则地丛生着各种杂树与杂草，水沟与洼地交错其中，设计的策略是除去各种多余的杂树与杂草，将水沟与洼地简单地平整为开阔的人工草坪，这一策略与西南侧模拟自然的空间策略有所不同，但同样是对现代城市公共活动的另一种空间回应。
去除杂树杂草后开阔平整的人工草坪中，围绕着文征明墓室的丛林被同时突显并呈现出来。这种潜在的仪式感与纪念性与孙武墓区开放的仪式感与纪念性在气质与方法上是完全不同的，代表了建筑师对两位先贤同等尊重的不同态度。
建成后的孙武、文征明纪念公园既不是“墓园”，也不是“纪念园”，而是将日常性带入纪念性，又将纪念性带入日常性，是结合孙武与文征明两位先贤的墓室而设计建造的多中心无边界的开放城市公园，是日常性与纪念性相互交织与彼此渗透的城市公共活动场所。
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希纪念馆是一次关于“反纪念性”纪念建筑的思考，是“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建筑设计中的一次探索与实践。梁希纪念馆的设计不再强调中心、对称、整体性、确定性、必然性等传统纪念建筑设计中仪式性的空间价值，而是转向了边缘、随机、片段、不确定、偶然性等日常性价值取向。纪念性不是以空间的方式强化建构，而是以“反纪念”的方式渗入到日常之中，并因此从“为了纪念的纪念”走向“”。
纪念馆位于湖州南郊梁希国家森林公园入口启动区北侧，总建筑面积 3900m2 左右，地下一层，地面二层依山顺势而建，背山面水。南侧的水面约 60m×60m，水由两侧自然山涧汇聚而成，梁希的主雕像平平地立于水面之中，在三山环绕之中静静地约定着场所的纪念性需要。
纪念性的气氛在几何化的水面上悄悄升腾但瞬间又融入到山色侧影之中，水面让参观者与雕像保持着特定的距离，而到达是经地下从侧面进入的。
建筑共三个部分组成，西侧为一层高的休闲茶吧，正南面对雕像，轻轻临驾于水面之上；二楼退让为观景平台，并因此降低了建筑的垂直尺度；中间为二层高的主展馆，含一个梁希完整生平的主展厅，二个多媒体展厅（一个为“小龙山记”，一个为“美丽中国”）和一个临时展厅；东侧二层的下部架空为公园的开放空间，同时增设了一个对外开放的公共厕所，二楼为九三学社的专门展厅（梁希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东侧和中间的主展厅间有一院落分开，保留了原有场地中最主要的几棵水杉。三组空间在平面上围合成一个小型的集散广场和东侧的道路直接相连；广场与主展厅之间有一“之”字形坡道在绿化与坡地中穿行并通向二楼；建筑的主入口偏于西侧一隅。无中心、不对称，尺度亲切自然，视线平缓开阔，梁希纪念馆以自然的方式融入在周围的环境之中，纪念性以反纪念的纪念方式融入在建筑之中。
梁希 1883 年 12 月 28 日生于湖州南浔区双林镇，早年留学日本与德国，是著名林学家、我国现代林学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以及新中国第一任林业部部长。但梁希生前的遗物保存的并不多，纪念馆中所设计的临水茶吧和临时性展厅如其说是对传统意义上纪念性的消解，也可以说是反纪念性纪念的设计策略。主展厅上下二层中的公共走廊同时是加宽的展廊，展示着和林学知识相关的科普内容，茶吧同时和阅览相结合，存放着与梁希或林学相关的书籍。同时，3900 m2 的建筑有近三分之一的空间没有围合，经意或不经意地点缀着和梁希或林学相关的内容，对梁希的学习与纪念在空间与行为上以日常的方式介入在日常生活之中。
反纪念性的纪念也同样表现在展览内容的展陈方式上。首先，在流线上没有或者不强调完整而明确的路径，空间布局更倾向于非连续性的片断，用随机的偶然性取代了预设的逻辑性；其次，在空间上不试图通过封闭与隔离将观者诱入被纪念者过去的生活场景，开放的庭院与窗景明确地肯定着观者的现实身份。我们是回观过去，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而此时，窗外的风景恰恰成为展厅中最好的展品，并因季节与气候而变化。
不夸大、不崇高，亲切而平等；不严肃、不仪式，自由而日常；不纯粹、不鲜亮，自然而柔和。梁希纪念馆中的梁希不是被神话的，而是被尊重的；不是被虚构的，而是被真诚相待的。如此的梁希才是真正可被亲近的，甚至是可被超越的。我想，这才是纪念性建筑真正的纪念性意义，这应该也是作为被纪念对象梁希的最美好愿望吧！
苏州生命健康小镇会客厅位枫桥街道华山路与建林路交叉口南侧，临白马涧龙池风景区。周边山林秀美，生态宜居。会客厅的总建筑面积约 3 万平方米，主要功能是承担小镇开发过程中的办公、会议、餐饮及展示等先期公共配套功能。基地为南北两个地块，分两期建设，目前先期建成的一期位于南区，建筑面积约 1.7 万平方米。
建筑总体上采用江南传统街道和院落的空间布局方式，中间为串联南北的景观“水街”，两侧的建筑与院落交叉其中。建筑主要就两种形态，一个是标准的双坡屋顶延横向“一”字形展开，一个是标准的四合院。设计的重点是两个建筑形态之间的不同组合与变化，以形成街道与院落空间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彼此连接。在某种程度上，街巷也成了院落，院落又连接街巷，人们穿梭于或开或合的院落中，或宽或窄的街道上，视线连续而不贯通，空间围合而相互渗透，界面细腻而富于变化。这是一种传统街道空间与现代功能使用的结合，也是一种传统空间体验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结合。
展示中心位于基地南侧，建筑沿用了江南“粉墙黛瓦”的传统特征，但是墙不再是传统的石灰墙，而是白色的金属铝板，瓦也不再是传统的小青瓦，而是 42cmx33cm 的深灰色平板水泥瓦。这不仅是出于材料的耐久性考虑，也在尺度上和整体大空间大尺度的建筑本身相协调。色彩与外墙肌理上，如果说木色的格栅窗与圆洞形月亮门是对传统建筑符号的“传承”，那么，灰白相间的花格铝板幕墙墙面则可视为传统砖砌花格墙的“转译”。主体结构也是受力更加合理的现代钢木组合体系，提供了 8mX8m的便于灵活分隔的大空间自由平面，阳光通过顶部的玻璃天窗均匀洒在形态丰富的通高中庭之中，空间开敞明亮。
32 米宽的山墙肯定不是传统的尺度的山墙，也不再承担传统建筑中的防火功能。所以，山墙立面采用的也是现代建筑立面的处理手法，精致细腻的镂空铝板饰面结合白色的实体墙面形成了虚实对比的立面构成。二层，结构框架间单元式的落地窗，也有专门的对应设计，两侧可开启的单扇窗向内退在立面的阴影之中，中间是整片通高落地镜面反射玻璃。从外看，反射出周围山景的镜面玻璃成为建筑立面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从内看，远处的山景又通过窗景的切分形成了一幅横向连续的山水长卷。某种程度上看，这也可以算是对苏州文化传统中“巧于因借”的营造方法的巧妙运用。
南部西侧入口部位开放的山门与连廊从功能上讲，主要是和南侧白马涧景区的人流方向相呼应，可以将人流直接引入到会客厅之中，并在引入的过程中将空间层层展开。这里的材料与结构和主体建筑一样，依然还是以胶合木为主的钢木结构体系，尺度也同样按主体建筑及周围环境的尺度相应放大。但不难看出空间形态与空间体验都明确地来源于传统的园林。
设计团队：王凡，董霄霜，谢磊，欧孔辉，沈春华，蒋皓，钟建敏，王永杰，张琦，姜进峰，李琦波，梁瑜萌，蔡一斌
冯梦龙书院位于苏州相城区冯梦龙村，周围基本都是八、九十年代建成的两层高的典型的苏南农村民居，用地东侧是刚刚盖好的两座新房子，建筑形式采用的是仿江南明代民居风格，从东到西分别是相互独立的冯梦龙故居和冯梦龙纪念馆。书院总的可建设用地面积 1494 平方米，建筑完成后的总建筑面积约 1073 平方米。
书院没有继续采用仿明风格，而是采用的加拿大胶合木为主的新的钢木结构体系。这种结构体系不仅受力更加合理，为适应现代功能提供了更自由的空间组合，而且还能满足传统木结构所不能解决的安全防火问题。为了照顾东侧的已有建筑，书院的入口选择朝东，并因此而增加了入口门廊与连廊，连廊向东继续穿越纪念馆并将更东侧的故居连接在了一起。增加的连廊不仅在功能流线上将三个原本各自独立的建筑连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且同样的仿明式风格也在形式上完成了同样的任务。围合的广场与开放的连廊有小型公共空间的场所感与仪式感，能同时满足村民的日常活动与公共活动。
建筑一楼是一个完整的大空间，入口处为休闲茶吧与公共教室，向内分别为墨憨堂与藏书阁，中间为半开放的公共水院。茶吧向西是一处宽大的木质台阶（台阶同时可作为阶梯教室）将视线与人流直接引向二楼。二楼有五个相对独立的一层阁楼，其中除了西北角带格栅的隐藏着 VRV 空调外机，中央水院上方的是另一个教室空间外，其它三个都是下部空间上的通高空间。一层整体大空间中不同功能都是以书架与玻璃为分隔载体，功能与功能之间是大小不同的院落与天井。在高低空间的有机组合和通高空间中天光的弥漫下，虽然冯梦龙书院为了控制和旁边传统建筑及民居建筑在尺度上的协调与一致一楼层高只有 3600mm，但空间转换中的体验比传统建筑更加丰富，光线更加明亮，空间的气候界面也比传统建筑更加合理。
建筑的一楼是围合的界面，建筑的二楼是开放的屋顶，空间尺度化整为零，屋顶是同样的小青瓦，墙面是同样的白墙。冯梦龙书院在空间设计上的第一个策略是通过增加的连廊将三个建筑连成一个整体，第二个策略就是通过协调尺度与色彩将一个时尚而现代的空间融入到传统的江南村落的肌理之中，希望它不是一个从城里嫁接过来的建筑，而是一个从村里长出来的建筑。
设计团队：王凡、王苏嘉、谢磊、祁文华、姚梦飞、沈春华、刘凤勤、蒋皓、钟建敏、张贵德、张琦、仲文彬、薛青、胡鑫、李琦波、梁瑜萌
“太湖云谷”数字产业园位于苏州高新区科技城嘉陵江路东侧与松花江路西侧之间，南侧为雁荡山路，北侧为昆仑山路，共东西两个地块，中间有富春江路南北穿过。总用地面积 20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72 万平方米。项目分两期建设，目前建成的是富春江路西侧的一期工程，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49 万平方米左右。
和其它高科技产业园类似，“太湖云谷”数字产业园也同样具备某些共同的使用特点。一是产业类型有方向，但具体的使用功能并不能先期确定。这类产业园都是在过程中不断完成招商的，入住企业的规模不同，对面积要求的大小也不一样。小的可能只有几百平方米，大的可能会需要一整层，甚至连续好几层，还有的独角兽企业还希望能有独立的楼栋，方便“独栋冠名”以满足企业在外在形象上的展示。二是入住后的企业发展也不可能是完全稳定的。有的会快速发展而对空间有新的需求，也有的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顺利，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受到挤压甚至会被迫退出。三是空间规模一般都比较大，这样就容易形成同类型的产业在规模上的集聚效应。这一效应的另一个优势还有共享资源的集约化，大家可以共享一些同质性的公共配套设施以提高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并节约额外成本。第四是人员结构上的特点。和普通的生产加工类的工厂不同，这种产业园是以研发类人员为主，年轻化、学历高是这个群体的主要构成。第五，和生物医药类相比，数字产业园中没有太特殊的实验室，与器械类产业园相比，数字产业园中需要大型设备的空间也比较少。数字研发类建筑中，空间的通用性相对较强。
与此相对应的是“太湖云谷”产业园的空间特点。首先是围合式的总图布置。一期共10 栋建筑，5 栋高层与 5 栋多层（或底层）。高层分列于地块的南侧与北侧，多层建筑布置在两组高层之间。高层建筑均为研发办公空间，多层建筑有两栋都是研发办公空间，靠近中间部位的西侧，是预留给可能需要“独栋冠名”的招商对象，其它三栋均为公共配套功能。西侧是嘉陵江路的主入口方向，这里是入口门厅、公共展示及公共接待，中间靠东侧的是餐厅与公共食堂，东侧临松花江路的是会议中心与多功能厅。其次是内外两种空间尺度。整体的用地形状是东西向长，南北相对较短。以外围的高层建筑与城市尺度相呼应，内部则更加强调公共性与开放性。二层屋面是屋顶花园，有连续的通道将所有的建筑连在了一起。第三是首层加高的层高与灵活的平面组合。地面一层的层高均为 5.9 米，这样不仅能满足部分公共空间的高度要求，同时也为某些有特殊空间高度要求的产业入住预留了充分的可能，建筑平面也都是标准柱网与相对均质的连续空间，方便于各种单元的分隔与组合。第四是弥漫型的多级公共空间。第一级是中间部分中明确的共享空间，第二级是一楼与户外空间相连的开放空间，第三级是二楼开放的屋顶空间。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还在各个不同的标准层中，继续预留了公共空间的各种可能。随着无线网络的不断发展，数字化办公对固定空间的依赖已是越来越小，交往空间与办公空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有时，灵活开放的公共空间更受年轻人欢迎。
其实，在“太湖云谷”数字产业园设计中，使用特点与空间特点的对应关系并不是具体功能与具体空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而只是一种思考逻辑上的对应关系，这种逻辑就是以“不确定性”面对“不确定性”。当功能无法确定时，空间就以灵活面对，只有以不确定性面对不确定性，才能在有限空间中预设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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