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现代教育体系开始在中国建立。但其后数十年中，新式教育的推广并不顺利，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道路尤其坎坷。很长时间里，多数农民仍选择私塾(已被官方认定为非法)来教育子弟，而对新式学校抱持排斥、厌恶态度，甚至在农村屡屡发生“毁学”现象。私塾更是禁而不绝，与新式学校针锋相对，抢夺生源。直到二三十年代，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乡村教育日益为知识界所重视。在反思以往成败得失之后，新一代的乡村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人，开始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现实，并致力于现代教育的本土化，以新的理论认识，新的实践“战术”，进一步教育中国农民。
20世纪初新式教育推进不力，一方面，固然要归咎于小农经济环境下中国农民的守旧心态，而另一方面，也和新式教育自身不成熟，难以满足中国乡村社会需要大有关系。乡民不愿放弃私塾，主要是认为私塾能教给子弟必要的生活技能和伦理道德，“正正经经读几年书，认识不少字，不至教人愚弄，珠算记账等又可作学徒的准备，管训严格，礼貌好”，符合农村生活的需要。而新式教育体系主要照搬西方，形式和内容过于“洋化”，不为农民所喜：“领着孩子玩总不成体统，书本里的小猫小狗也不是正途，管教不严，功课太松”，与乡村生活大有隔膜。而且新学的推广往往带有自上而下强行“改造”的意味，忽视了民间社会文化传统的合理传承，也常引发摩擦。
就此，乡村教育家所采取的第一个“战术”，就是对乡村传统社会文化做出适当的理解和容让，由此争取乡民的信任。陶行知先生曾记载过这样一个案例：南京郊外的燕子矶国民学校设在一座关帝庙里。此庙不但供关公，还有痘神、麻神等各路“杂神”。虽然神像占去课堂大半，十分碍事，但贸然拆去必遭乡民反对。于是该校校长想出一个“保关移杂”的计划。首先，大张旗鼓地为关公开光。不但把神像神座洗刷一新，校长还亲自率众学生向关公恭敬行礼。之后，校长又带人把各路“杂神”像搬到隔壁庙里，端正摆好，打扫干净，同样行了一番礼。搬出“杂神”后，关庙大殿的课堂宽敞许多。而村里人见关公开了光，“杂神”安排妥当，又听说师生向神灵庄严行礼，“不但不责备校长，并且称赞校长能干”，学校也得以顺利发展。
尽管教师们内心反对乡民的迷信行为，但有时适度的参与也会带来“奇效”。有一位乡村教师曾记述自己的经历：某日，一妇女丢了戒指，要找村里塾师算卦寻找。恰逢塾师不在，该妇女就找到新式学校，请教员来“打一课”。这位教师当时想：“我又不是神仙，怎样知道这许多?但是回头一想，说‘不知道’，乡下人会说‘他读书连打课也不晓得’，好像是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于是完全不会算卦的教师便效仿私塾先生，胡算一气，把妇女打发走了。结果歪打正着，这位妇女在教师指点的方向竟真找到了戒指，于是全村皆知“洋学”教员“卦灵”，都来请他算。尽管这位老师被逼无奈，后来真的学了几招算卦，但学校的业务竟也因此大为兴旺。
当然，这种对传统的容忍与尊重并不代表一味妥协。新式知识分子在自我调适的同时，也在对传统进行着重塑与发挥。在定县，平教会的教师组织了乡村“敬老会”，春节时把全村100多户老人邀集一处，由平民学校学生给老人戴红花、敬茶、演节目。这一“弘扬传统”之举，其实意在把家庭内部的“孝”，推广为全社会“敬老”的公德。在这方面，梁漱溟进行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以传承儒家文化，重振“民族精神”，发挥传统村社组织为宗旨，尤为典型。其主张和做法已不仅是新式教育的实用“战术”，而是关乎中国农村复兴的“大战略”了。
于传统之外，新教育的重点还是传播新知识、新思想。为避免早期新式教育凿方纳圆、削足适履，与农村现实脱节的问题，乡村教育家们也运用了新的“战术”。首先，就是树立正确的“乡村教育观”：一切为了农民!正如陶行知说：“生活教育是下层建筑……它不是摩登女郎的金刚钻戒指，而是冰天雪地里穷人的窝窝头与破棉袄。”教育者要进入农民的生活，亲近他们，与他们打成一片。脱下西装，穿上长衫短褂，走进田野，这已是30年代从事乡村教育最基本的要求和共识。更进一步，还要同吃同住同生活。对于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留学海外的新式知识分子来说，这是要克服心理障碍的。1928年，社会学家李景汉到定县协助乡村教育，开展社会调查。后来他回忆当年的经历：“记得刚到翟城村时，我去了一户农家，那家人为对我表示尊敬起见，烧水泡m6米乐茶，并拿出久已不用的茶壶、茶碗，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那家人用一条又脏又黑的毛巾反复擦净擦亮，倒上茶水请我喝。当时我从卫生学的角度想，里面不知有多少细菌;但我又想，若做社会调查，就要与民众打成一片，这杯茶就必须得喝，否则，就不用做社会调查，明天就收拾行李离开定县!一咬牙，一口气喝了下去。”
亲近农民、理解农民，还体现在乡村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分老和小;你读书，我读书;大家读书要趁早;会写信，会记账，会看报，知识、才能、思想也都好。”这是30年代乡村教育所用《平民千字课》的一篇课文。图文并茂，生动浅显，是它们的共同特征。此外还有各种朗朗上口的教学歌谣，像著名的陶行知《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这些文字，农民喜闻乐见、易于理解，往往能于游戏吟诵之间，启迪心智。
形式之外，内容更为紧要。近代中国农民首要面对的是生存问题，因此以“生计”为核心的教育活动，如写字算术、劳技训练、家政培养等，就成了当时乡村教育的重中之重。而这些教育活动又多与发展经济、改良生产紧密结合。比如燕京大学清河实验区开办了农民“小本借贷”()，梁漱溟在邹平实验区组织了“产供销一条龙”的农民合作社，在定县，“晏阳初先生从美国带到了几个大猪，其大如牛，每头体重有八百多斤”，劝导农民试养。新式教育“授人以渔”，而有利于改善生活的知识和技能，农民自然乐于接受。
当然，面对顽固、落后的传统社会，乡村教育家绝非只知迁就退让。需以猛力传播现代文明之时，他们也会断然出手，破旧立新。1928年“川江船王”卢作孚出任重庆周边四县峡防局局长，着手进行北碚建设。他率先带领学生捣毁神像，将庙宇改为图书馆、博物馆。一时舆论哗然，有人迳直到峡防局门前大骂哭闹。而卢作孚不为所动，并公开宣布自己“不怕报应”。之后，他利用峡防局局长的权威，严令破除迷信，取缔巫医神相，还派出士兵巡查，“一经查获，定即分别处办不贷”。还有1933年，平教会成员霍六丁出任定县县长，厉行禁赌。当地有富商顶风聚赌，霍县长当即派警察去抓赌，罚款3000元，充作修建公路经费。
凡此种种，都体现了近代进步知识分子推进中国乡村教育事业的苦心与努力。这些所谓“战术”，看似妥协多变，但其追求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原则是一贯的。深入农村现实，增进农民利益，尊重乡土风俗，教育“战术”的变化，背后是教育思想的全面提升。贫困保守的旧中国农民，需要政治和知识精英加以引领和塑造，但要想使这种教育活动顺利、成功，则需要我们的教育者对国情、对环境、对教育对象，都有更透彻的认识，投入更真挚的情感。而个中关键，其实还是那句话——以人为本。